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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春柏的空间

从“文质之争”看佛经翻译的传统(关于“文质之争”及其结果)

2012-08-22 15:36

       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记载,我国的佛经翻译大约始于东汉末年止于北宋(公元1111年),历时九百余年。在支谦译经之前,主要古立卅宣壬fT古米:tin摊熊伴主^物  :寺i比;器荽大多采用偏于直译的方法,如安世高(译经时间:公元148—172年)的译本被梁皎慧在《高僧传》中评为“义理明晰,文字允正,辨而不华,质而不野”(马祖毅,1998:23);支娄迦谶(译经时间:公元184—189年)的译本则被晋人支愍度在《合首楞严经记》中评为“贵尚实中,不存文饰”,且“辞质多胡音”(同上:23)。

       需要指出的是,上述译者的译本似乎“并未产生什么大的影响”(同上:24)。这种情况直到支谦译经时才有所改变。支谦(译经时间:公元222—254年),译经三十余年,现存二十九部,据《高僧传》评述,他的译本“曲得圣义,辞旨文雅”。支愍度在《合首楞严经记》中则说,他“才学深澈,内外备通,以季世尚文,时好简约,故其出经,颇从文丽”(任继愈,1981:171)。他采用意译的方法,改“胡音”为汉意,大量采用道家术语来表示,“凡是涉及重大哲学方面的概念,几乎都是来自《老子》”(同上:172)。马祖毅认为,“从三国到西晋,支谦所开创的译风,占据着重要的地位,它使佛教普及化,无疑起着相当大的作用”(马祖毅,1998:29)。
       “文质之争”发生于公元224年。当时竺将炎与维祗难共译了《昙钵偈经》(即《法句经》)。而后支谦重行校译了该经并作《法句经序》,说竺将炎“虽善天竺语,未备晓汉,其所传言,或得胡语,或以义出音,近于质直”,并批评译本“其辞不雅”(任继愈,1981:174)。他的批评立即引起了维祗难的反击。后者认为,“佛言,依其义不用饰,取其法不以严。其传经者,当今易晓,勿失厥义,是则为善”。他还引用老子“美言不信,信言不美”和孔子“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”的话为理沦依据,提出“今传胡义,实宜经达”(同上:175)。这场争论的其他细节,现已不太清楚,但是它的结果却大致上是可以肯定的,那就是,这场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论战中,“质派”“在理论上获得了胜利”,但是在实践上“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”。

提 交

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,教授。教育部高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,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,中国汉英语比较研究会理事,上海外文协会副会长,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,上海市普陀区人大代表。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和英语语言学,主要研究成果有编著或主编教材与词典近十部,译著六部,相关学术论文二十余篇(其中六篇发表在国际著名翻译研究期刊The Perspective和META上),翻译电影电视剧约三百部(集)。2000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涉及学科:英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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